另一种解读10世纪中国的方式——

唐宋时代人们如何实践“忠”

【资料图】

今日之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无可辩驳的，但这不应使我们认为中国及其边界从古至今都必然如此。当安禄山于755年起兵反唐时，中华帝国就曾分崩离析。要知道，直至200多年以后，另一个中华帝国才最终重新建立起来。现在对这段历史的回顾，都是事后的认知，这不仅恰好符合现代民族主义叙事的模式，而且驱使我们去探寻作为一个不可分割整体的“中国”所谓“重新统一”的根源。但事实上，在安史之乱后的200年甚或250年间，没人会知道中华帝国将再次成为主导东亚的力量。本书则致力于对这一时段后期的研究，那时“中国”的走向，就像我们看到的，当东亚像欧洲一样陷入列国纷争时，就没有什么形成统一国家的必然性可言了。

相反，在东亚的边疆地区，出现了一条边界线。从唐亡到澶渊之盟的一个世纪里，在辽与北宋两国之间，逐渐形成了一条清晰的边界线。从这一形成过程的末期可以看出，此时新的帝国秩序开始成型，某些基本方面更是影响深远，甚至一直延续至中华帝国晚期。但这一进程产生的历史环境与以往迥异，因为晚唐五代群雄逐鹿，虽然还在同样的空间上演，却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角力。该时期这样的变化值得记录，因为由此可以看出，远在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概念产生前，现实中的“边界”和观念中的“分界线”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在那种情况下，当时的人梳理生活经验和做出选择所使用的概念范畴，与现代读者所熟知的完全不同，这一点我希望能描述清楚。因此，不能仅将边疆地区看作某一庞大整体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

本书的主题便是，从人们在效忠对象的选择上，看人们与边疆之间的多元关系。

不同时代对这些选择做出了不同的评价。欧阳修攻击五代时期易主行为的激烈言辞，以及司马光对他们的进一步抨击，使得在这一时期他们普遍被视为叛徒、变节者，甚至是叛国者。这一观点主要是将11世纪才有的道德标准强加到10世纪的人物身上。对此种行为的容忍逐渐被中华帝国晚期甚至现代愈发严苛的道德要求所替代。这些后来的标准认为政治边界是明确的，而且毫无疑问，政治边界、身份认同以及忠的界线三者是重合的，因此越境行为被认为是偏离正统的。用后来的标准去判断过去，10世纪的越境者就被剥夺了选择权，他们要么被直接否定，要么被认为情有可原。即便对他们的行为做最积极的辩护，也只是尽量将其置于可令其罪责减轻的情境中，这样的话，虽说是为越境行为辩护，但仍然暗含了对他们道德的质疑。这样的看法，并未将越境者的抉择与行为视作正常的举动；越境者的所作所为，也许需要谅解，但并未得到正名。

10世纪是唐宋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时被认为是中华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唐宋变革通常被认为始于公元8世纪中期的安史之乱。此后的两三百年里，这一文化包容、幅员辽阔、立足西北、贵族当政，即便在其衰落之时，依然掌控东亚的唐帝国持续转变。到11世纪中叶，代之的是一个文化单一、疆域狭小、立足南方、社会各阶层相互流动的宋代，但它被迫接受了一个与他国共存的系统，而且在此系统中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成为主导力量。然而，这样对长时段概念化的描述不足以很好地解释10世纪和越境行为。现在最需要关心的是如何解释“我们是怎样到达宋的”，而不是“我们是怎样走出唐的”。也就是说，以前学者主要探寻的是宋源于唐（及以前朝代）的现象，而较少关注唐的特征在之后王朝的变化。因此，虽然此后10世纪的辽被认为与宋势均力敌，但它在10世纪的政治优势以及它在塑造唐代以后的世界所起的作用，在研究中没有得到太多关注。

为了理解10世纪边疆民众的选择，我们首先需要重新认识边界、族性、忠诚的概念，它们构成了现代对越境的解释。因此，开篇就明确限定了适用于解释该时期越境者选择和行为的词汇，不将疆域概念与忠诚联系起来，也不将族性视作忠诚选择的主要因素。

对忠的概念的辨析对于我们的分析很关键，但对于其在10世纪的含义，我们知之甚少。因此，全书又考查了忠的概念的发展过程，从它的源头一直考查到11世纪史家对它的彻底重新定义。10世纪初，人们在变乱时期的选择，即对“忠”的看法，有很多种解释。但一个世纪后，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已不存在一个强权的国家，取而代之的是势均力敌的两个国家，人们的选择开始明显受到限制。并且通过研究900年左右至1005年澶渊之盟间忠与边界的关系来探讨，人们是如何来实践“忠”这一行为的。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一系列现实中的边界与观念中的分界线，而它们未必是重合的。

最后的结论部分，梳理了“忠”的概念在10世纪以及记载10世纪的史书中的变化，并且探讨了这些变化对我们理解11世纪前疆域、身份、道德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含义。反过来，这些使得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反思我们的分析框架，特别是民族主义叙事模式对我们的影响：比如对于略呈现代化特征的清代，我们常以这样的视角去理解它；但对于确凿无疑无此特征的前现代，该话语体系也经常误导我们去这么看它。对于这些时代，需要做很多工作去仔细辨析这些词语的概念范畴，看看哪些对当时人是有意义的，哪些对现代人是有意义的。只有这般比较，才能精进我们的理解。

（作者为英国杜伦大学东亚研究博士，英国伯明翰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