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先生所著的《天龙八部》中，智光大师为了点化复仇心切的乔峰，留下经典的“32字箴言”后便坐化圆寂了。这短短的四句箴言，打头便是“万物一般，众生平等”。但很多时候，相比伟岸智慧的人类，渺小卑微的虫儿多少有些不值一提，甚至还成为了人类“指桑骂槐”的对象，比如目光短浅有如夏虫，因为“夏虫不可语冰”；比如自不量力有如蚍蜉和螳螂，因为“蚍蜉撼树”“螳臂当车”；又比如自取灭亡有如春蚕，因为“作茧自缚”。而朱赢椿、半夏、庞余亮、杨小峰等作家，则决意跳出这样的人类思维定势，转而和虫子打起交道，并和它们结成益友。

人眼和虫眼的对视

神奇的造物主赋予了人类和昆虫诸多不同，最为典型的或许就是“人类球形单眼”和“昆虫复眼”的千差万别。在童年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凝视昆虫的经历；而当我们穿梭于街道、广场和公园时，是否也经常会接受各种昆虫的检视？

(资料图)

生物学专业出身的半夏，在她一系列关于昆虫的书籍中，经常会提到“对视”这个概念，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达尔文对法布尔的那句“无与伦比的观察者”的赞誉。在《迷虫记》的扉页，半夏就写道：“我人类的单眼与虫虫的复眼对上了，我开始四处看虫虫。”在另一本《与虫在野》中，她不仅将首篇文章命名为“与一只绿头苍蝇对上眼”，而且全书一半左右的篇幅都被归类在了“人虫对眼录”中，记叙着她与昆虫之间相视相随的故事。

与半夏置身旷野的“人虫对视”不同，朱赢椿《虫子旁》里的“对视坐标”，则是他执教大学里的一片固定区域。那些群居于朱赢椿工作室前前后后的大小昆虫，都被他认定为是天地之间毫无差别的“左邻右舍”。无独有偶，杨小峰的《追随昆虫》也辟出专门章节，并命名为“与虫为邻”和“同处一室”，前者讲述那些在生活中擦肩而过的“偶遇者”，后者则介绍同一片屋檐下朝夕相处的“隐居者”。对于杨小峰来说，这些昆虫有不少堪称“邻居”，但还有一些已俨然成为“室友”。人类俯视昆虫、昆虫仰视人类，似乎是无需赘言的“自然法则”，但朱赢椿们则都不约而同地拉平了这些高斜率的非对等视角，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谁又不是那个普普通通的生灵？

朱赢椿的《虫子旁》就很好地呈现了这种“无差别的对视”。比如面对一旁观战的“我”，以弱胜强的椿象，转身就摆出“一副得胜者的姿态”，仿佛也把“我”当成炫耀战绩的同伴；又比如面对浇向菜园的几桶大水，被惊扰了清梦的蠼螋“高举双铗一张一合，向我抗议示威”，就好比是在向某个捣蛋的伙伴表示不满。与此同时，那些生发于人类之间的情感，也被朱赢椿倾注或者说是赋予在了各式各样的昆虫之上，比如作者替一只捕食蜈蚣的小蚂蚁“捏了把汗”，因为两只争得你死我活的昆虫“陷入两难”；又比如他臆想着一只回到地面的蚂蚁充满着“沮丧”，两只依偎在一起的西瓜虫“好像一辈子都不会分开”。这些普适的情感，自然而然地流淌于万物生灵之间，让他们通过相互的注视和彼此的理解，完成了跨越生命体征的贯通和交融。

人语和虫语的沟通

人类讲究的是语言，而昆虫只会啾啾，似乎根本不存在沟通交流的可能。不过，如同二郎神的“第三眼”可以洞见他人之所未见一样，朱赢椿似乎也有一套足以和昆虫流利对话的神奇招数。

继《虫子旁》之后，朱赢椿又相继出版了《虫子书》《便行鸟》等一系列足以让人惊掉下巴的“天书”。称之为“天书”，看似无稽之谈，其实毫不过分。比如翻遍《虫子书》的每个角落，除了版记，竟难以寻觅任何一个通用文字，朱赢椿记录下了蜘蛛、蜗牛、蚯蚓等昆虫的爬行痕迹，然后将其拼凑组合，就“堂而皇之”地以“诗”名之。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朱赢椿竟然还煞有介事地模仿着“虫语”，朗诵起这些“莫须有”的诗作，让人直呼真假难辨。朱赢椿将昆虫视为“造物的神奇”，也将那些爬行的痕迹看作“生命的偈语”，对他而言，每只渺小的昆虫，都蕴含着“隐秘的伟大”，语言的壁垒并非人虫交流的绝对障碍，人类应该放下傲慢，重新认识它们。

在《虫子旁》的尾篇，朱赢椿写道：“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那时候没有什么玩具，也没有什么图书，只能对身边的花草和地上的虫子感兴趣。”而在另一篇访谈中，朱赢椿又补充道：“当时觉得自己的童年挺灰暗的，等到中年创作的时候，一回首，才发现童年是彩色的。”朱赢椿的这两段话，定会让有着同样经历和感知的庞余亮大呼“知己”。和朱赢椿一样，庞余亮的《小虫子》也创作于人生的中年，追忆着年少时和虫子们朝夕相伴的“彩色时光”，作家藉此完成了一段跨越时空的“人虫对话”。

成名于诗歌，后又写作小说和童话，并因散文荣获“鲁迅文学奖”，庞余亮多元的创作经历，也让他的《小虫子》相比其他“昆虫随笔”，多了几分诗性，增添了不少引人入胜的童趣和故事性。在庞余亮笔下，人与虫的沟通已不再限于外在的表达，而是更多地延展到了对心灵的见证和慰藉上，作家看似是在写虫，实则更是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旁观着那些与昆虫息息相关的童年生活。比如庞余亮写棉铃虫的“钻心”，实则是写父母间的打斗；写丽绿刺蛾幼虫的“刺毛”，又是在写父亲的讷言和粗暴；至于写天牛的“大力”，则是还原了自己童年的天真和淘气。随着时间的流转，关于贫穷童年和疼痛亲情的记忆都已褪去，但那些潜伏在大自然之中、随时会探出身来的昆虫，则有如洞察一切的神灵，不经意间总会“扯出我在人间的苦根”，如同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所说：“自然就是一种更高形式的‘自我’，我们是它不可分割的部分。没有大自然，我们根本就无法完整地存在。”

人生和虫生的交融

在2000多年前的儒家经典《大戴礼记》中，天下之虫被分为羽虫、毛虫、甲虫、鳞虫、倮虫等五个类别，人类也位列其中，与青蛙、蚯蚓等同属“倮虫”，并且还自诩了个“倮虫里的尊者”的头衔。人与虫被如此自然地相提并论，这至少可以说明，我们的老祖先从未把自己和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虫类分出泾渭。

半夏的《与虫在野》在不同章节摘引了古人对于各种虫类的记叙文字。在早至战国时期的《尔雅》里，就有一段关于金龟子的描述颇为有趣：“今甲虫绿色者，金碧荧然，江南有之，妇人用为首饰。”可见2500年前，聪明细腻的江南人就对金龟子漂亮的甲壳产生了兴趣，并将其和金银玉犀一道，作为妇人梳妆打扮的饰物，只不过相比后者，前者可能更为日常，也更接地气。对于金龟子，古人是“因爱而取之用之”；对于蚂蚱，古人则是“因恨而捕之灭之”。在《蚂蚱这厮这肉》中，半夏摘引了《诗经》里关于火烧蝗虫的描述、白居易笔下关于蝗虫漫天的诗句，也讲述了云南等地捉蝗虫、食蝗虫的民间习俗。与蝗虫的战争几乎覆盖了整个华夏大地，贯穿了整个农业史，可以说，蝗虫衰则农业兴、农业兴方能百姓安，“虫命”关乎着世世代代的“人命”。

既然人虫之间相爱相杀的历史如此之久，那么，人类从虫类身上悟出点生命道理、得到些智慧启迪，当然也是合乎情理、意料之中的事情。半夏的《虫语者》多次提及蜂类，比如写到科学家从雌树峰的凿孔本领得到启示，发明了“更有效率的外科手术探针”；又比如引用一条被讹传为“爱因斯坦说”的论断，写到“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将只能再存活四年”，由此证明，包含昆虫在内的生物体系对人类生存重要性的不言而喻。相比较半夏的“具象”，杨小峰则显得有些“抽象”，或者说是更为发散。在《追随昆虫》中，当作家看见一对在树上缠绵的马陆，则立马勾起脑海中对于罗丹雕塑《吻》的记忆，甚至于马陆“每一个角度的变换”都能让他联想到“雕塑的对应角度”；而当瞧见树木被蛀虫侵蚀过的“旋涡般扭转的轮回”，又立马想起梵高的名画《星空》，仿佛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如今，人们早已无法得知那些举世闻名的艺术作品究竟启智于何处，但显然也难以否认，罗丹、梵高们的艺术灵感，和自然界里那些随处可见的“昆虫导师们”有某种微妙的关联。

享誉世界的伟大小说家纳博科夫，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昆虫学家。这位在自传《说吧，记忆》中自称“我一生都在捕捉蝴蝶”的鳞翅类昆虫狂热爱好者，用有如蝴蝶般绚烂美丽的文字和令人如痴如醉的生动细节描写，建构起了独一无二的虚构世界。想必任何评论家都无法否认纳博科夫“小说家”身份和“昆虫学家”身份的合二为一，或许我们更应该这样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无数次与昆虫的对视对话，“作家纳博科夫”才得以从“昆虫学家纳博科夫”的影响下逐渐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