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全球化步伐加快，多元文明日益接近，人类社会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西方文明将与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发生冲突。但也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不仅不是造成任何冲突的根源，相反为化解各种冲突提供了基本理念。避免文明冲突的基本途径是文明对话，可以通过阐发儒家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冲突”。

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冲突”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和平发展，是人类的渴望和理想。进入21世纪，全球化步伐加快，多元文明日益接近，人类社会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一些西方学者有着很深的西方中心主义情结并持二元对抗思维模式。例如，美国学者亨廷顿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明的冲突”，认为冷战以后宏观层面的主要分裂是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冲突，西方文明将与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发生冲突。亨廷顿带着“有色眼镜”把儒家看成是文明冲突的根源，说明他不了解当今中国，也不了解儒家思想。从儒家形成以来的2500余年历史来看，儒家思想不仅不是造成任何冲突的根源，而且相反为化解各种冲突提供了基本理念。逐步复兴具有全球共同价值的儒家观念，如以人为本、仁者爱人、贵和尚中、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中庸之道、忠恕之道等核心价值观，可以避免大规模、破坏性的文明冲突。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黎华伦所著《儒学的复兴》一书中指出的：“未来‘地球村’的许多准则由儒教思想来规范，而非儒教思想难以有所作为。”

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杜维明先生在阐发儒家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以“文明对话”代替“文明冲突”。他所著《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一书就是集中围绕“文明对话”这一主题展开的。他通过反思启蒙思潮，追溯轴心文明，消解人类中心主义，面对全球化语境下价值多元化、文化本土化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以儒家人文精神给予积极回应，并身体力行，推动世界各大文明和谐对话。

近年来，杜先生从儒家哲学思想的包容性入手，以宽广的学术视野，为21世纪提供了新的理论——精神人文主义。“这个理论结合现实的世界与超越的信仰，提出同情式关怀和身体力行，要打破学校学科的疆界，而提倡人文学回归精神性。精神人文主义内涵普世伦理，处理自我、社群、地球和天道四个方面，为寻求身体与心灵、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世俗与神性之间的调和，希望能够从形而上的高度，追求天人合一，为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重大问题提供指导和解决之道。”在杜先生看来，当今西方文明的全球性危机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多元文化共同发展观念的产生，并为儒家人文精神的重新弘扬和走向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缘。儒家应该积极参与世界文明对话。

其实，不同民族文明之间的对话，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世界上最早的巴比伦史诗《吉尔迦美什》便继承了苏美尔、卡尔德的文学遗产，而其中关于洪水的细节，后又被犹太人改编收入《圣经》，并成为《旧约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中国古代文化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对话交流，形成东亚“儒家文明圈”。罗素曾经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这说明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交流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欧洲文化在历史上也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文化，包括阿拉伯文化的某些成分。人类不同文明通过对话，和平交流，公平竞争，可以避免不信任、不理解、仇视，乃至暴力斗争。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对话、交流、借鉴和融合是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的重要动力。

以仁道促进文明对话

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的一些基本价值——仁、义、礼、智、信，与西方一些观念一样具有普世意义，可以互相参照学习，而其中“‘仁’的价值应该是所有其他价值的基础，乃至其他价值的前提，这是儒家思想的一贯之道。”仁的最基本含义是爱人。《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直接提出“仁者爱人”。唐君毅曾说：“仁之表现只是此心境指直下流露。其主要者即在爱人。人之能爱，乃依于人我无间之心境。唯其人与我无间，然后能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即是打破人我之隔阂，使人我之情相通，而表现此人我无间之心境于外。”在杜维明先生看来，“仁爱的仁是人作为人的体现，也就是最像人的人，最符合人的各种要求，能够代表基本的理念和价值”。“一个仁爱之人必定是怀有信任意识和值得信任的。出于同情和怜悯，一个仁爱之人可以在人际和文化之间铺陈一张不断扩展的关系网络。”“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学习仁爱之道都是所有古典教育的内容。当我们走过人类历史上或许是最野蛮的一个世纪后，学习仁爱之道就成为当代世界中富有深刻意义的挑战。我们承认个人尊严是一种不可回避的价值，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学习如何以仁爱的方式来对待人，无论是一个贫穷老弱的白人、一个中国商人、一个犹太教的长者、一个穆斯林的阿訇、一个年轻富有的黑人妇女，还是其他什么人。这就要求我们具备一种能力，即不仅不将差异视为威胁，还将它视为一个丰富人性的机遇。”因此，学习仁爱之道、以仁爱之心待人接物，是儒家修身做人的基本方式。推而广之，扩而大之，也是消泯多元文明冲突，通过文明对话实现文明和谐相处的基本途径。

19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社会交通愈发发达，通讯愈发快捷，人类各个文明体系的互相接近和交流也不断增多、扩大、加深。一开始，各个文明容易站在自己本位文化的立场注重差异，但当全球一体化越来越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时，不同文明趋同性越来越强，世界各民族都在逐渐接受一些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价值观、科学技术、伦理道德等。如何进行文明对话？2001年5月，联合国组织的文明对话小组在爱尔兰的都柏林讨论该问题，学者孔汉思提出，发展文明对话应该把儒家的两个基本价值和理念作为起点，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对话的目的不是说服而是了解，而了解的前提是自我反思；另一个是仁道原则，即《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一种共同繁荣和发展的健康心态。杜维明先生认同这个看法，他指出：有两个原则必须建立起来，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恕道”，“恕道原则的背后有一个仁道原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别人的痛苦我关怀，我的发展也有利于别人的发展。这两个原则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也是孔汉思认为的文明对话的两个基本原则。”可见，恕道及其背后的仁道，是文明对话的两个基本原则。在我看来，仁道更应该是处理人际关系，乃至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宗教文明对话的价值基础。

将恕道和仁道原则运用于多元文明的人类社会，促进人类走向“天下归仁”的大同社会

解决多元文明冲突的最理想办法是通过文明对话在多元中寻求统一。如何在多元中寻求统一？可以将恕道和仁道原则经过现代诠释，运用于多元文明的人类社会，实现超越时空的结合，促进人类走向“天下归仁”的大同社会。朱熹《论语集注》释“天下归仁”：“归，犹与也。又言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人皆与其仁，极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引程子曰：“克己复礼，则事事皆仁，故曰天下归仁。”“事事皆仁，故曰天下归仁”，还可以加上“人人皆仁，故曰天下归仁。”天底下人人成仁人，事事是仁事，即是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仁”是儒家思想体系核心之核心，具有本元性、本始性、普遍性。“仁”之实践而有“仁道”，即人之为人的基本道理，是人之为人的底线和最高境界。修身做人要识仁、求仁、体仁、履仁，以仁为本，进而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

实现仁道的基本途径是忠恕之道，“忠恕之道”是求仁之道，是儒家一贯之道。“仁道”的基本含义是“仁爱”，仁道（仁爱）与忠恕之道相辅相成，是一体之两面，“强恕而行”是求仁莫近之道。儒家基本价值——仁、义、礼、智、信具有普世意义，而仁道最为重要，可以成为不同文明对话的价值基础。“天下归仁”既是“仁”这一核心价值同心圆推衍的结果，也是儒家仁道逻辑演进的旨归，更是儒家仁爱之道的社会理想。立足于仁道，多元文明可圆融无碍、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美美与共，终至天下大同。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从孔子、孟子，到近现代的康有为、孙中山都汲汲以求，延续了二千余年，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天时、地利、人和始终都难达到，实际上一直流于空想。全球一体化为实现这一理想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因此我们应该立足传统，延续命脉，面向世界，走向大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