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民族化”是侯外庐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命题，也是他在总结自己一生的史学研究事业的反思中概括出的“研究原则和方法”之一。这一命题不仅具有方法论价值，更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亦可成为深化侯外庐史学思想研究的切入点和聚焦点。笔者从理论史切入，针对具体的研究，聚焦“唯物史观”，坚持“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认识论原则，做一探讨。

翻译《资本论》，确立“唯物史观”

通过回忆录《韧的追求》，我们知道，侯外庐翻译《资本论》的思想动机源于李大钊的思想启示。他认为，“与李大钊同志的接触，使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从他那里感染到对理论的浓郁兴趣”。这里的“理论”是有特指的，就是“唯物史观”。李大钊对侯外庐的具体指导，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是循着李大钊“思辨”的理路，我们还是能够略见其端倪。

(资料图)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明确指出，我们要用“思辨”的态度看待这“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所谓“原动”就在于“唯物”。1919年7月到1920年12月，是李大钊的理论“思辨”最活跃的时期，理论成果十分丰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唯物史观”而展开的，他尝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中国经济和中国文化。1920年10月，他开始在北京大学为经济学系、历史学系、政治学系学生讲授“唯物史观”，并编写了《唯物史观讲义》。

1950年4月，侯外庐著文回忆当年从李大钊的文章中受到的教诲。《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是“一篇研究唯物史观的名文”，它“使我感受了思想上的极大震动”，“冲破了我的旧迷梦”。侯外庐清晰地记得，他从李大钊处借的书籍中，“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英译本”。

在翻译《资本论》中，侯外庐获得深刻的感悟，“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我个人在逐字逐句推敲中苦下了功夫，才得领悟此中意义”。

笔者认为，对中国人来说，“唯物史观”是“舶来物”，它所包含的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因此才会在中国产生近代以来最大的“思想变动”。侯外庐翻译中苦思的感受是真切的、符合实际的。

发展“唯物史观”，力求实现“民族化”

1932年，侯外庐从法国留学归国后任教于北平大学法学院，同时在北平师范大学兼课，讲授“唯物史观”。但课程最初以“历史哲学”命名。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校方“不得不同意做出名副其实的更改”。这是侯外庐为发展“唯物史观”所做的初步尝试。

在翻译告一段落后，侯外庐自觉从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向中国历史研究，在研究中发展“唯物史观”，使“唯物史观”实现“民族化”。

白寿彝先生指出，“外庐同志总的道路，是要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他用力最多的成果”。那么，如何研究“具体规律”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指导的“一般规律”研究如何同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相联系呢？切入点究竟选在哪里？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用侯外庐的话说，他是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为原本，探究中华文明之特色，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做出“理论延长”。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和恩格斯非常相像，都是在“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

理论上的另一个切入点，是从生产方式概念的界定入手，引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自序”中，侯外庐写道，“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原则，是首先必须弄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为了解答这个悬案，的确花费了不少的精力，最后得出了我自己的答案”。“我断定‘古代’是有不同路径的”（注：暗示要努力证明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上，所谓‘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都是指的奴隶社会。但是两者的序列却不一定是亚细亚在前。有时古典列在前面，有时两者并列，作为‘第一种’和‘第二种’看待的。‘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亚细亚的古代’却是改良的路径”。侯外庐以此为理论的“原则”不是偶发的奇想，与他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他的理解又是根植于多年对《资本论》的翻译。

作为中国最早探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人，支撑其研究理念的自信就源于他对“生产方式”概念的深刻把握。在他临终前为即将出版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所撰写的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概括了他的社会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他指出，“社会史研究，先从经济学入手”。“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的历史科学不能不从研究经济学开始。我在《社会史导论》中说了这样的话：‘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中，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构成，是一个先决的问题，没有在此方面做确定的认识，就要犯错误’”。“研究历史，首先要知道生产方式，根据生产方式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性质。”

基于上述认知，对生产方式，侯外庐得出了特殊的理解：“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劳动者（力）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来表述，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接着就据此概括作为特定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

“唯物史观”与认识论的结合

着眼于发展“唯物史观”，恩格斯在谈到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时曾特别指出，要坚持“逻辑和历史的一致”，与认识论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理论功能。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指出，“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取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因此，“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我们“采取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

在方法论方面，侯外庐的研究既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又同样关注于“历史的例证”和“不断接触现实”，探寻内在理路，以探得“求是之学”。因此，他在20世纪80代初，总结中国思想史的主要特点时首先强调，“人类认识（思维）的发展依存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如果从长期的社会历史去观察，而不是局限于一个阶段，那么，在历史的中轴线之中，我们可以看出，逻辑的东西是反映着历史的东西，逻辑和历史是辩证的统一”。显然，这同恩格斯的观点是一致的。

我们还注意到，结合中国文化自身的变化，侯外庐赞赏章太炎和王国维的古史研究方法，重视“义理”与“考据”的融合。从学术史研究出发，他将对两位大师的学术实践评价写入了《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为我们展示了一条从“唯物史观”到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新理路，从而表现出真正的“大历史观”。

侯外庐赞许章太炎是“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次尝试者”，并“可惜他没有自己把这一问题的材料编著起来，使后来治学术史的人剽窃其余义，多难发觉”。在认识论方面，章太炎“忠实于名相”，“不肯曲解名相”，“其‘朴’固至可贵”。章太炎“国故民纪，绝于余手”的名士气概，深深地感染了侯外庐，在他的历史探索实践中，我们很自然地会看到章太炎的影子。

针对王国维的治学精神，侯外庐也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王国维坚持“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他“在史学上依据了真理，走了‘可信’的研究方向”。他的古史学成果，特别是东西文明起源的差别性研究、古史古字考证，对《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例如：对“德”和“彝”的研究（“周代始成有德有彝者，盖历史的变化。道德是文明社会的产物”），不仅启发了侯外庐，也启发了李大钊。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