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教，大率以道德为本，以清静为尚，以无为为教，以修炼为宗。有人于此，道德积于躬，真风畅乎内外。”南宋和蒙古并峙的1254年，全真教女冠郭守微在南王村（今属山西省洪洞县）玄元观中立碑，记录建观始末，以及赞助人周献臣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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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世代业儒，周献臣本亦为醉心科举的儒生，蒙古大军入中原后，他成了武将，因军功被封为“汉人世侯”（享“爵人命官，生杀予夺，皆自己出”之权，且世袭罔替）。据碑文载：“乙亥（1215年）兵势南向，周侯帅师过而异之，因持疏恳请，至于再三。”令人好奇，周献臣位高权重，为何对一名女道士如此客气？
类似细节，读者常一翻而过，《蒙古征服之后：13—17世纪华北地方社会秩序的变迁》（王锦萍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却以此事开篇，层层递进，钩沉出中古到近世间，中国北方基层社会发生的惊天巨变。
乡村治理中的儒生群体
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组织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建制性组织，如保甲、乡里等；一是非建制性组织，如宗族。二者均有儒家色彩。
北宋时，儒生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在家乡蓝田（今陕西蓝田县）组织村民，订立“蓝田公约”，或为最早的成文乡约，但口头乡约的源头更早，可能周代已有。学者周丹丹在《儒学与基层社会共同体》一文中钩沉，即使在佛教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基层社会共同体的内核仍来自儒家。
这种基层共同体的特点是，生活在乡村的士大夫们（包括退休官员、举子、教书先生、学生等）发挥着骨干作用：一方面，负责维护社会秩序、引导舆论、鼓励生产等；另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监督权，可约束权力滥用、保障基层权益等。
该共同体的再生产主要依靠科举制度。通过定期考试，皇权给部分儒生官位，鼓励更多人习儒，致各类学校、分级考试制度应运而生，儒生群体得以扩大。王朝这么做的好处是，获取民间资源的能力增强、降低统治成本，基层儒生有义务要求村民足额缴纳“皇粮国税”，且承担公益、治安、灾难救助等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
这一玩法到金朝遭遇困难。
金朝善学习，攫取中原后，很快便模仿北宋建起科举制度，为此宁可滥杀皇族。金初本是勃极烈（清代译为贝勒，掌实权的亲贵）制度，遇事聚商，各勃极烈之权与皇权较平等——金朝第二代皇帝吴乞买曾被重臣们拉下御座，打了20大板。
有了科举制度，金帝始能集权。但金人对汉人始终不放心，汉人只可当文官，不可参与军事，议事不谐，虽位至丞相，亦会被当众打板子。金朝直到灭亡前，仍坚持“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汉人丞相不得参与机密的军事谋划）。儒生得不到信任，可他们又主导着基层社会，管理一松动，财税遂艰难，导致金朝速亡。
成吉思汗重用僧道治理基层
元朝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解构原乡村共同体，以僧道为核心，重建新共同体。
元朝只进行过16次科举，金代则有43次，辽代达56次。元朝次数少，成功者也少（总共1200多人中举，占官员比例仅4.3%）。元朝更信任善做生意、重视方法论的色目人；此外是“大根脚”，即蒙古、色目的豪门之子，先任怯薛宿卫（皇帝的亲兵），表现好的会被外派当官。70%以上的高官出此二途。
儒生失去向上空间，且失基层特权。元朝将他们归入“儒户”，与佛教徒、道教徒、也里可温（基督教徒）、答失蛮（信奉清真）及阴阳先生、术士、萨满教土等相当，仅免徭役。因不善治生，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
在基层共同体中，取缔了儒生的中心地位后，元朝一度用全真教补充。所以，成吉思汗让刘仲禄悬虎头金牌，以及蒙古人二十辈传旨请丘处机，表示“逾越山海，不限岁月，期必致之”。全真教受重视，因纪律严明，早期教徒必须先学会行乞自养，以此养成低调、廉洁、谦卑、与人为善的习惯。且全真教强调“以儒补道”，不卖弄法术、丹药，得到儒生们的认同。当时金宣宗、宋宁宗都曾派人去请丘处机，但丘处机最终选择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也大方地让丘处机总管天下道教，可自制度牒、自建道观等。
以此为契机，全真教在北方乡村广建道观，甚至直接抢占佛寺、学校、宗社等。丘处机向大量被蒙古兵虏获的平民发放度牒，恢复他们的自由。在当时，道观的土地免税，人们纷纷将私田挂名到全真教基层道观名下，使其拥有了更强的财务能力。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连周献臣这样有军功、有爵位、有文化修养的“世侯”，也要去巴结全真教。全真教不仅提供了与更高层建立联系的机会，还能稳定地方、保障生产，且在征粮征税上，也发挥了作用。
“南人重宗族，北人重家庭”
全真教过快扩张，引起忽必烈警惕，在他的“潜邸旧侣”中，海云印简、可庵智朗、刘秉忠、张易等都是佛教徒。忽必烈上位后，推重佛教、藏传佛教萨迦派、太一教等，予以制衡。这些教派则利用水利系统形成的新组织，向基层社会渗透。于是，元代北方几乎村村有寺观，各种宗教节日的庆典、干旱和水灾时祭拜、庙会与庙市……楔入日常生活，教育、祭祀、庆典、救助、丧葬、民间贷款等本由宗族提供的社会功能，已基本被替代。
在替代中，形成北方社会的一大特色，即女性有了参与社会的更多空间。在南方，许多女性为守贞，在蒙古大军入侵时自杀，北方女性则可加入佛道组织。郭守微就是女性，她的师傅是男性，她的供养人周献臣也是男性，却不会影响她的社会评价。郭守微常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在山西，有的女冠收入高，甚至承担了养家义务，并自豪地将这些写入碑文中。
明代建立后，朱元璋试图在基层社会恢复儒生的中心地位。他下令每县只许一庙一观，其余毁弃，禁收儿童为僧尼，20岁以上愿出家的女性须父母同意、当地官员批准，且三年一考，不合格者还俗。
过去多以为，朱元璋此举是为增加劳动力。其实他有更深考虑，即改变元朝的多中心管理模式，重回“大一统”式的金字塔式结构。所以他认为“元以宽失天下”，元朝几无文字狱，明朝则触目惊心，其中洪武朝最烈。
不过，朱元璋的命令在基层未被严格执行。至少在当时北方，一县多寺观不罕见，原有的基层社会共同体仍在运行，积成“南人重宗族，北人重家庭”之风。
写史最忌以当下为古
当然，按著名学者贺雪峰的分类方式，中国农村可分为小亲族社会（以小家庭为中心，主要在华北、两湖等地）、宗族社会（主要在江浙、广东、福建等地）和原子态社会（以个人为中心，主要在东北、华中部分地区）。
笼统地说，直到今天，南人也常不理解，为何北人对妻儿过度亲昵？北人也常不理解，为何南人重血脉、姓氏和家族？客观地看，二者都是传统的一部分，都充满光彩，拼在一起，才能更深入地、更整体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厚重与丰富。
本书作者犹如侦探，从极少材料，钩沉出历史演化的脉络，体现了人类学、社会学、女性学等带来的看历史的新视野。历史不只是大人物、重大事件的历史，也是无数曾经活过的人们共同塑造的产物，是各种愿望、误解、想象、迷惑、算计、爱恨、追寻的集合体。
作为后人，最忌以当下为古，以为古人会像今人那样取舍。因为这将使我们迷路于纷繁的记载中，以为获得了“前人的智慧”，其实只是把自己的误会进一步深化而已，从而彻底丧失了突破刻板印象的能力。由此看本书，则不仅回答了历史变迁的大关节，更有祛魅、解惑、醒脑之功。
写史书难，写让人越看越聪明的史书尤难。想了解后者该怎么写的人，这本书便提供了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