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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和丽江古城内人头攒动，滇池边喂海鸥的人比海鸥还多，这样的场景似乎得益于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的热播，一波又一波的游客被“吹向云南”。时值暑期，来自各地的游客不断地从长水国际机场和昆明南站涌出，一改昆明往日的车流寥寥。看着拥堵的道路，让我不禁思索，现代人可以坐着飞机乘风而来，或是选择高铁和汽车出行，可以尽情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但在一百年前，人们来看“彩云之南”到底有多难呢？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若李白到了云南，他一定会惊叹前往云南之路才真的叫“难于上青天”！秦开“五尺道”通西南，这条仅一米多宽的羊肠小道，是云南与中原地区联系的最早孔道；元朝蒙古人入滇，用羊皮做筏子渡过金沙江，留下“元跨革囊”的故事；明朝朱元璋因军事需要修筑、维护若干条出入云南的交通干道，基本奠定云南的交通干线的走向；1910年通车的滇越铁路是中国第一条国际联运铁路，由云南昆明直达越南海防，全长859公里，这在云南交通发展的历史上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云南自此出现近代化的交通方式，从过去人力、畜力向蒸汽动力的近代化运输方式迈进。虽然滇越铁路是一条国际铁路，并不直接通往中国内地，但那时由昆明至海防，再由海防至香港、上海，反而通过“火车+轮船”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将云南和内陆更加紧密地联结起来。

据《滇游纪事》记载，在滇越铁路通车之前，内陆旅客想要到达云南，一般选择由湖北、湖南进入贵州再到云南的路线。若是从北京出发，要经河南南阳府出新野到达湖北境内，经过襄阳、荆门到常德换走水路，爬升海拔1800余米，历时数月之久。滇越铁路通车之后，由上海坐船到香港、越南海防，再坐滇越铁路直达昆明，仅需两周。

如果说只是路程远、时间长、换乘多，那未免也“太容易”了，当时的滇越铁路上的抢劫案、盗窃案，时有发生。抗战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被迫迁往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大，在这场迁徙中，有的教授曾经历过滇越铁路上的盗窃案。最知名的事件当属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的故事。当时，陈先生是从长沙经香港，再到越南海防换乘滇越铁路赴滇，为了研究和教学的需要，他将自己批注过的各类古籍整理成两个木箱，交由滇越铁路托运。当陈先生在云南蒙自下车后取件时，却发现所有书籍不翼而飞，箱子里面全是砖头，陈先生耗尽心血批阅的古籍和苦心收集到的文物，毁于一旦。据陈先生后来回忆，两箱书中是古代东方书籍及拓本和照片，有《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注》和《五代史记注》，以及一些梵文佛教经典、巴利文《长老尼诗偈》一部。

虽然滇越铁路在运营后不久便设立警察队，并且成功制止多次抢劫案，甚至有华人警察因此付出生命，但当时报纸上关于滇越铁路的抢劫案的新闻，屡见不鲜。他们最典型的作案方式，是安排几人在车上假装旅客，等火车开到开远、碧色寨附近时，在路边埋伏的同伙提前将巨木、巨石拦放在铁轨之上，以此逼停列车，他们便开始洗劫乘客行李。

除了“人为”因素的困难，还有“自然”的考验。中国南方由于靠近赤道，河网密布，森林覆盖率高，还有较高的气温，导致这里有让古人谈之色变的“瘴气”，我们可以浅显地认为这是一种疟疾等传染病的综合体，染上疟疾甚至会威胁生命。同样是在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途中，汪曾祺先生不幸感染疟疾。汪先生从上海坐船经香港到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考大学。到了昆明，他没几天就病倒了，体温超过40℃，被送到医院进行化验，才知是有多种病菌潜伏，最主要的问题是恶性疟疾。即便这样，汪先生“晕乎乎地”进了考场，居然还考取了。至于疟疾，汪先生也曾疑惑：“自打生了一次恶性疟疾，我的疟疾就除了根，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复发过。也怪。”不知道是汪先生天生的乐观打败了病魔，还是经历“大老爷升堂”多了，变得对世事能够淡然处之。

一百年前的人想要去一趟云南，难度之大，可见一斑！

如今的滇越铁路自2003年起停止了中国段的客运业务，2014年新建成通车的昆玉河铁路承担起旅客出行与货物运输的需要，这条铁路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点工程，也是泛亚铁路东线的重要组成。从昆明到河口，走滇越铁路需要11个小时，而昆玉河铁路仅需4小时左右。相较于这条百龄的滇越铁路，现在开行的复兴号列车速度更快、舒适性更好，旅客的出行体验感得到很大提升。

对于现代人来说，去云南旅游不过是说走就走的一件小事，凑上三天五天的假期，飞机、高铁、包车一套组合拳，小红书上的网红景点一个不落地打卡下来不成问题。但是云南的美是这里生活的慢节奏，是惬意地享受沿途风景，靠网红景点吸引来的人，又如何能够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呢？

每年暑期都是云南的旅游旺季，但也是云南的雨季，看到外地来的朋友在离开时，兴致缺缺。我也常想，当目的地变得更加明确时，我们也少了欣赏沿途风景的可能。当旅行变成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结果时，过程不再重要了吗？一百年前的人们想要抵达云南，经历了路途中的艰险，但好歹他们曾拥有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