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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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女性寻求独立、彰显个性、实现价值的大女主，在影视界已经不是新概念。近些年热播的人物传记剧、古装仙侠剧、都市情感剧、职场剧中，事业有成、人格独立、励志图强的女性，已经成为影视剧的主流形象之一。

在同样的社会思潮下，大女主形象也出现在戏剧舞台上，着龙袍的霸气女皇，身披铠甲的女中豪杰，穿旗袍的民国绝世才女……话剧《德龄与慈禧》、京剧《大唐贵妃》、舞剧《昭君》《花木兰》、昆曲《林徽因》等，从历史中汲取素材，演绎传奇女性。而话剧《桂梅老师》、民族歌剧《扶贫路上》等，则选取了当代生活中的女性英模人物。

这些女性角色有的集美好于一身，甚至“完美无缺”；有的身上闪烁着崇高的光芒，独立自强。但是，观众看多了光鲜亮丽和伟大传奇，终归要由远及近落脚于对眼前的追问和审视。

顾雷编剧、导演的话剧《长翅膀的杜若》，塑造了一个反常的母亲形象——杜若常年生活在阁楼中，不施粉黛，佝偻着背，邋邋遢遢，刻薄计较。丈夫刚去世，她竟畅想起未来的新生活——烫头、镶牙、跳舞。儿子无法接受母亲瞬间放飞自我的态度，矛盾不断激化，随即牵扯出深藏于这个家庭的伤痕：母亲年轻时热爱舞蹈，光彩照人，但因为女儿的意外去世备受打击，跳舞也因此被视为一种“诅咒”。往后余生，母亲放弃了跳舞，如折翼天使般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

两代人之间的牵绊向观众抛出一个问题：一个女性成为母亲后，是否有资格为自己而活？

人老了就得放弃追求梦想？当了母亲，当了外婆，就应该停止探索自我、探索世界的脚步？中国的老年女性一直被忽视、被符号化，而杜若身上那对“隐形的翅膀”，成为重塑自我、重新生活的象征。有些遗憾的是，结尾虽然母子关系有所缓和，但是杜若并没有真正拾起高光时刻，而只能在另一个自由之境遇见年轻的自己。

杜若不同于舞台上大部分的女性形象：她既不光鲜亮丽，也没有传奇一生，甚至有些离经叛道，但她足够真实，足够令人心疼。

近日，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了美国剧作家玛莎·诺曼的《晚安，妈妈》，营造了一个看似温馨的生活场景。观众刚刚坐定，女儿就率先发出了预告：“妈妈，我要自杀。” 是的，不要怀疑你走错了剧场，这里并没有“母慈女孝”的戏码。剧中这对母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撕破了传统意义上母亲与女儿的亲密关系。

她们代表着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家庭、个体与社会的种种错位。多病离异、事业无成、生活一潭死水的女儿，在自杀之前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最后的梳理，与妈妈展开了一番关于人生的长谈。二人的极限拉扯夹杂着小心翼翼的试探，也有短暂的温馨回忆，但依然无法避免歇斯底里的争吵。而妈妈对女儿从觉得不可理喻到奋力挽留，也最终化为无力的妥协。随着一声坚定决绝的“晚安”和一声枪响，女儿选择与世界告别，妈妈选择了继续活着。她们此时此刻不再是谁的母亲、谁的女儿，而是回归于生命个体本身。

《晚安，妈妈》没有给剧中人戴上道德的枷锁，没有对谁的行为进行歌颂或批判，而是在哲学层面讨论女性对于生命的选择权。该剧联合导演唐烨说：“在同一屋檐下看似最亲的母女两个人，怎么就过成了陌生人？原来我们总是呼吁要尊重生命，现在我们开始关注活着的尊严、价值，甚至去主动选择的权利。”

此版《晚安，妈妈》场景极尽还原真实生活，水龙头能拧出水、冰箱里塞满食物、杯子盛着冒热气的巧克力饮料——这些细节扰动、感染着观众的情绪。创作者并没有追求表面化的女性主义，也没有刻意本土化，而是通过剧作扎实的结构和台词，为作品赋予了理性又感性、克制又具有张力的气质，塑造了两个复杂多义的女性——两个不完美的女性，甚至带着残酷的色彩——在她们身上投射关于个体、家庭、生命、尊严这些永恒的命题。

当今女性的性格心理、人际关系、痛点都比以往更加多元，她们的精神世界显然需要更深切的关注和展现。《长翅膀的杜若》《晚安，妈妈》的上演，让女性褪去“完美”滤镜，构建自我认同，为女性戏剧注入更多内涵。《晚安，妈妈》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创作，距今已经40多年了，希望在我们的戏剧舞台上，女性形象还能有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