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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该诗出自于唐代诗人殷尧藩的《端午日》。浙江嘉兴人殷尧藩七十岁退休后并未回故乡，兴致勃勃地跑到陕西同州过端午，且不想效仿挂艾草和驱邪符的习俗，只想喝一杯菖蒲酒、共话天下太平。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说，780年出生的殷尧藩35岁进士及第，当过县长、做过军阀的幕僚，侍御史岗位上退休，有政绩。他与沈亚之、姚合、马戴等是诗友，与白居易、刘禹锡、韦应物等也常往来。著有《忆江南》组诗30首（已失传），被白居易赞“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75岁病逝。殷尧藩在星光灿烂的唐代诗人中并不显眼，可他写的两首端午诗却挺有名。缘何如此？

原来，农历五月的“毒月”之说，源于先秦。《礼记·月令》：五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被认为是阴与阳、生与死激烈争斗的月份，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为毒日之始，饮用菖蒲酒、雄黄酒等，就是为“避邪、去毒、祛瘟、止恶”。《夏小正》有“此月蓄药，以蠲除毒气”的记载，“蓄”的中草药中就包含菖蒲。

其中，菖蒲为一种古老植物，传说随尧帝而生，又有“尧韭”之别称。先秦时代，菖蒲被看作是一种高洁的香草，且被用来指代帝王。《楚辞·九歌》曰：“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其中的“荪”即为菖蒲名称，也是对国君的尊称；《周礼》说，菖蒲是祭祀神明的重要物件，只有神灵才可享用；《吕氏春秋·士容论·任地》谓：“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神农本草经》更将菖蒲定为“上品”“仙草”，所以民间又把农历四月二十八定为“菖蒲生日”，而这天恰好又是尧帝的生日。由此可见，先民对菖蒲看得多重。

到唐代，菖蒲开始融入端午精英阶层节日生活，晚唐诗人罗隐才发出“解吟怜芍药，难见恨菖蒲”的感慨；至北宋，菖蒲彻底平民化，成为人们端午节必备物品之一，孟元老史料笔记《东京梦华录》卷八“端午”说，端午节必备的物品有百索、艾花、粽子、白团、紫苏、菖蒲、木瓜等。宋代风流才子秦观还将菖蒲的清香，比喻为少女的体香：“菖蒲叶叶知多少，惟有个、蜂儿妙……怎得香香深处，作个蜂儿抱。”试想菖蒲这种叶形扁平、边缘锋利又被称“水剑”的草，如果不是因了端午这个节日和那些迷人的传说，能让文人们如此“牵挂”？

其实，菖蒲又分水菖蒲、节菖蒲和石菖蒲三种，端午悬或插的菖蒲一般是水菖蒲。其药用价值各种传说皆有，具杀虫除秽之效才是端午广泛使用的重要原因。孙思邈《千金方》说，多吃菖蒲令人聪明，可以增强记忆力。

端午用菖蒲浸酒喝，虽比端午喝“雄黄酒”名气小，却也彰显了人们逐渐信奉生命科学。因为从现代医学角度看，雄黄是一种矿物质，俗称“鸡冠石”。尽管饮用的雄黄酒，仅在白酒或自酿的黄酒里加入微量雄黄，但仍会对人的肝脏造成伤害，甚至将雄黄酒涂在孩子的头上、身上，都不可取。由此可见，“菖蒲酒”代替“雄黄酒”不失为一种民俗和科技的进步。

菖蒲酒制作非常简单，即用菖蒲、艾叶泡制而成。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菖蒲酒，治三十六风，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还记载一则菖蒲的实用偏方：即异物进入眼睛不出，可把菖蒲叶子捣碎塞进鼻孔，迷左眼塞右鼻孔，迷右眼塞左鼻孔，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