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先生短暂的一生中，有四十多年与屈辱、磨难、困厄打交道，但他不颓唐、不畏惧，多坚毅、多韧性，以其深邃独到的思想和冷峻犀利的文笔，终成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文学界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峭拔山峰。回顾鲁迅曲折的人生经历，不禁让人想起刘禹锡的《浪淘沙》：“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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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鲁迅一生历尽坎坷，屈辱、磨难、困厄不时出现。
一是污他的流言。他在自传中说：“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一个殷实人家的少爷突然变成遭人指指点点的“乞食者”，这对一个刚刚懂事的纯真少年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鲁迅第一次离开家乡去江南水师学堂学习，也是在污他的流言中被迫出走的：“我其时觉得很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有一天谈到这里，她（衍太太）便说道，‘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我说母亲没有钱，她就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我说没有首饰，她却道，‘也许你没有留心。到大厨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好。那么，走罢！但是，那里去呢？……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琐记》）。后来他到日本仙台医专学医，考试成绩排在一百多名同学的中间位置，有人据此怀疑教员向他泄露了考题，还寄给他一封匿名信，开头便是：“你改悔罢！”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鲁迅留学时，家乡忽然传说他已在日本结婚生子，有人亲眼看见他带着日籍夫人和孩子在神田散步。这样的流言，使鲁迅的家人十分惶急，只好多次写信、拍电报说母亲病了，催鲁迅回家。当鲁迅回到家，发现家里已为他准备好婚事，但在婚后的第三天，他就返回了日本；对这段无爱无性的婚姻，鲁迅与朱安都有屈辱在心头。而鲁迅与许广平恋爱后，谣言四起，这也是鲁迅离京南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九二六年初，陈源根据顾颉刚提供的信息，在《晨报副刊》攻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著作，这个指控直接对准鲁迅的人格。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称：“《闲话》里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温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鲁迅又言：“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鲁迅加入“左联”后，“左翼作家拿着苏联卢布”的流言就不断出现在“大报”和“小报”上，鲁迅说：“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这正是祖传的老谱……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鲁迅自然也躲不过流言的陷害，他在给李秉中的信中写道：“飞短流长之徒，因盛传我已被捕。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我之罪状，或叙我之住址，意在讽喻当局，加以搜捕。其实我之伏处牖下，一无所图，彼辈亦非不知，而沪上人心，往往幸灾乐祸。冀人之危，以为谈助。”
二是屈辱的窘境。少年鲁迅不愿做寄人篱下的“乞食者”，他决定回家，可没过多久，父亲便病卧榻上。他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侮蔑”二字，道尽少年鲁迅内心的屈辱。在日本仙台医专读书时，播完教学影片却没到下课时间，便继续放映日本战胜俄国的时事片子，“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看每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这段经历成了鲁迅“弃医从文”的一个极重要的动因。而在个人生活中，除了与朱安的婚姻带给他沉重的心理阴影，打击最大的当属与二弟周作人的失和，他忍辱带着朱安搬出八道湾胡同的家，不久就大病一场，无法进饭，只能喝粥；自己砸煤时，还不慎伤了拇指。兄弟失和后的第一个除夕，他在日记中写道：“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隔了一天，他又记道：“夜失眠，尽酒一瓶。”
三是困厄的生活。自从祖父入狱、父亲患病，鲁迅的困厄生活就开始了。他二十岁时由南京回绍兴过年，看到家中的惨境，他写下“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兼职讲课，再加上版税和稿费，薪水原本不低，但因为大家庭的拖累，他的生活依旧很拮据。从衣上说，许广平描述初识鲁迅时的印象可供参考：“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臂上衣身上的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掩盖不住了。”从食上说，自一九一二年五月赴京到搬入八道湾胡同之前的七年多时间里，鲁迅一直在饭馆解饥，他曾与友人以“海天春”“益锠”为定点餐馆搭伙吃饭，早餐和晚餐经常是“买馒头食之”，甚至连一九一六年的除夕都是“伍仲文贻肴一器、馒首廿”。鲁迅于厦门大学任教期间，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多次提到吃饭问题，比如“自从买了火酒灯以后，开水不生问题了，但饭菜总不见佳”。从住上说，可以用“乏善可陈”来形容，欢心与安稳的时日不是很多。从行上说，鲁迅一生辗转于南京、日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至于故乡绍兴，“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困扰鲁迅大半生的还有病痛，他青年时期身体状况便不太好，齿痛、胃痛、咳嗽、肺病、神经衰弱……他在日记中写道：“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
四是各方的施压。鲁迅被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后，就陷入来自政界、思想界、文化界，来自左、右两个阵营，来自老的、少的甚至是他扶持过的青年的打压、攻击与围剿。有人攻击他的思想、有人攻击他的文风、有人攻击他的人格，他的文章经常受到检查和扣压。在上海的十年里，鲁迅承受着避难与病痛的双重煎熬，他沉痛地写道：“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二
在无数的屈辱、磨难、困厄面前，鲁迅没有屈服。究其原因，除了学识渊博和天赋之才，坚毅不屈的意志品质是成就他伟大一生的重要因素。
一是反抗精神。鲁迅的故乡绍兴自古涌现出许多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从东汉末年的王充到明清时期的徐文长、张宗子、章实斋、李慈铭等，都具有挑战正统思想权威的战斗性格。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进士，鲁迅自少年起就偏好阅读杂记、野史，逐渐养成了质疑精神。在新旧交替的动荡中、在新派思潮的影响下，鲁迅的尚武思想开始萌发——他用“戛剑生”“戎马书生”作别号写文章；他爱骑马，每天都要跑一两个钟头，强身健体，以别于清廷旧学的迂腐；在日本弘文学院读书时，他剪辫子、学柔道，译作具有昂然之气的《斯巴达之魂》。
二是闯荡精神。鲁迅曾说：“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因不满江南水师学堂的恶劣风气，他转到南京矿路学堂求学，“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后来他去日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无不是“走异路”，他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三是刻苦精神。从童年描画绣像开始，鲁迅就打下耐心刻苦的底子。成年后，他仍长期坚持独坐灯下，手抄碑文，考证、校勘典籍，就连看佛经也“用功很猛”。读书写作是他生活的常态，北京的“老虎尾巴”挂着他的集骚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以表明惜时自励的心志。他的读书写作“甚至达到自虐的程度”（孙郁语），许广平说鲁迅“并不以睡眠而以工作做主体，譬如倦了，倒在床上睡两三小时，衣裳不脱，甚至盖被不用。就这样像兵士伏在战壕休息一下一样，又像北京话的‘打一个盹’，翻个身醒了，抽一支烟，起来泡杯浓清茶，有糖果点心呢，也许多少吃些，又写作了”。鲁迅在日记中也多有记录，比如“昙，甚冷。晚首重鼻窒似感冒，蒙被卧良久，顿愈，仍起阅书”。再如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的日记：“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甚至在他去世前几天，“夜为《文艺周报》作短文一篇，共千五百字。又发热几卅八度”。
四是无畏精神。虽然鲁迅一生两次遭通缉，六次外出避难，数次被攻击、围剿，但他无所畏惧，英勇战斗。二十三岁他便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更是激愤地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杨杏佛遭特务暗杀，盛传鲁迅也被列入“黑名单”，友人劝鲁迅不要参加杨杏佛的葬礼，但他毅然前往，而且不带家门钥匙，以表示视死如归的大义凛然。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鲁迅先生对民族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坚毅不屈的意志品质，对我们走好人生之路，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