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从汉堡乘火车前往瑞士小镇达沃斯，看望在那里治疗结核病的表哥。到达时已是入夜时分，汉斯在夜色中望着这个陌生地方，有点惴惴不安。这是托马斯·曼《魔山》的开头。《魔山》取材于托马斯·曼的亲身经历，1912年作家陪妻子到达沃斯治疗肺病，在疗养院住了三个星期。几十年后，达沃斯成了“世界经济论坛”所在地，各国政界、工商界首脑每年在这里召开年会，想要治愈世界的问题。不知道那些来到这里的欧美精英是否读过《魔山》？

生活与艺术的根本矛盾

1912年正是一战前夕，十九世纪后期繁荣的自由主义经济陷入困境，欧洲各国的冲突开始加剧。托马斯·曼一直声称不问政治，此时却以浪漫的德国“文化”反对理性的西欧“文明”，支持德国的战争，甚至不惜与他反战的哥哥亨利希·曼断绝关系。不过，托马斯·曼的思想又是矛盾的，他有德国人那种强调自由意志和艺术至上的内倾性格，将浪漫激情视作是德国精神，崇拜天才与感觉，另一方面，他又倾慕市民阶层的平凡生活，在写于二十世纪初的《托尼奥·克勒格尔》中，主人公放弃了生活，同时又向生活致敬。

(资料图)

诗人托尼奥为了艺术而献身，孤身离开故乡，漂流各地，靠写作获得了名声，但当他在旅途中偶然看到少年时倾慕过的同学汉斯和英格波，如今成了一对情侣，他们身上那种市民的健康、快乐和平凡让他嫉妒，感到一种来自精神世界和艺术家的悲伤和孤独。他知道，即使他写出最伟大的作品，他们也不会羡慕他，因为他和他们分属世俗生活与高尚艺术的两个不同世界，他站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备受折磨。

这个使托尼奥备受折磨的矛盾在《魔山》中再次得到体现，而作品完成已经是1924年。德国战败使托马斯·曼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小说的题旨也有了某些改变，但生活与艺术的根本矛盾仍然存在，在小说中发展为更为宏大的启蒙与浪漫、理智与激情、健康与疾病的矛盾，这成为托马斯·曼一生的创作主题，把握住这个自歌德、席勒以来的德国思想和文学题旨，也就把握住了托马斯·曼。

启蒙主义者VS宗教神秘主义者

托马斯·曼将《魔山》称作“时代小说”和“教育小说”，汉斯作为中心人物，在疗养院染上肺病，一住就是七年。他是个典型的德国人，醉心于哲学思考（作家曾说汉斯就是自己）。多少个夜晚，他盖着毛毯坐在阳台上，望着夜色中的雪峰沉思，其间他经历了一场单相思式的爱情，目睹了许多男女病友的死亡，包括他的表哥。他在阿尔卑斯山的暴风雪之夜探究宇宙的神秘，加入病友的郊游和狂欢节活动，参加精神学家组织的招灵会，学到了许多最新的科学和人文知识。

汉斯的精神导师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塞塔姆布里尼和耶稣会会士纳夫塔，俩人都学识渊博，并且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汉斯。前者是个启蒙主义者，倡导自我的解放和发展，相信科学技术会带来进步和平等，“只要技术以它的种种形态日渐征服自然，克服气候上面的差异，那么事实表明，它就是使各国人民相互接近、促进彼此间的了解与和解、消除偏见以及最后导致世界大同的最可靠的工具。”他颂扬健康的生活，厌恶疗养院病人的迷惘和颓废，对精神恋爱不屑一顾。换句话说，他追求的是尘世生活的幸福。

纳夫塔则是个宗教神秘主义者，耽于冥想，崇尚感觉，他反对科学带来的功利主义，将物欲看作是新兴市民的人生观，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世界都是依赖精神而存在的，而科学理性却将人类精神看得一文不值。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纯粹的知识。教会对科学的见解，可以用奥古斯丁的话概括起来，这句话：‘我信，故我认识。’这种见解的合理性，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信仰是认识的关键，而理解力却是次要的。”“教会对‘无条件地’追求纯知识的现象——也就是不考虑灵性、不以拯救人类灵魂为目的的那种追求——不屑一顾，并公然宣称要加以惩罚，而把人类引向黑暗、且把他们愈来愈深地陷在黑暗中的，正是那种‘无条件的’、非哲学的自然科学！”这让我们想到启蒙主义批评者维柯的话：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存在，他得出的是有关人的错误构想。

在政治上，塞塔姆布里尼认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成就就是个性、人类的权利和自由，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而纳夫塔认为，这种启蒙理想不过是小市民的自我欺骗，国家固然起源于社会契约，但它却是不完备的机构。“人间的问题不在于自我与社会的矛盾，而是自我与上帝间的矛盾，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冲突。”然而，按照现代科学理性的观点，神与自然的对立消失，人类内在的斗争仅仅存在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国家的目的于是变成了奴役人。

当他们讨论当时流行的精神分析学时，两人的观点同样泾渭分明。塞塔姆布里尼认为，精神病人的发狂只是放纵和逃避自我，丝毫不值得尊重。纳夫塔却说，精神病院就是《神曲》中的场面，病人各种姿势都显示出内心的痛苦，表明理性无法治愈心灵。他从宗教的神秘冥想出发，对肉体受苦持肯定态度，认为疾病有利于精神，“谁能把我从这血肉之躯中拯救出来？这就是精神的声音，它永远是真正人性的声音。”

对于塞塔姆布里尼主张人道的刑罚，纳夫塔嘲笑他是害怕流血。“这种对个人生命的尊重只是极其庸俗的市民的太平盛世的产物。”在他看来，人类尊严寓于精神而不是肉体，个人生命应当奉献给更高的观念，科学决定论不可能演绎出自由，可人的本性却是自由。塞塔姆布里尼把这种非理性的观点看作是反动，而纳夫塔却针锋相对，认为只有摆脱对“反动”一词的恐惧，才是获得自由和人道的第一步。

招灵会后，疗养院的病人全像是着了魔，身体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坏，一言不合便相互打起来。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氛围，人们再也无法理解从前熟悉的世界，纳夫塔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看作是文明的失败，他赞成战争，认为人道主义是软弱的，正义不过是空洞的词语，人们首先应当了解是哪种正义：“是指给每个人以自己本分权利的正义呢，还是给众人以平等权利的正义。”前者意指自由，后者意指平等。纳夫塔在这里所区分的，正是以赛亚·伯林所说的不同正面价值的冲突性。

这两个导师谁都想说服汉斯，尤其是塞塔姆布里尼，他将纳夫塔的激情冥想看作是前现代的观念，要求汉斯在理性的西欧文明与浪漫的德国文化之间做出选择，而汉斯则意识到，宗教虔信与自由思想各有各的优点，假如信奉理性的人认为他们才理解人类的尊严，这未免自命不凡，言过其实。就像汉斯本人对歌剧《阿依达》的感想，人类心灵的理想主义是不考虑事物的客观一面的，听众感受到的不是真实的死亡本身，而是理想化的美和音乐，为的是在精神上超越平淡无奇的自我与人生。

现代文明中的意义危机

托马斯·曼有意让塞塔姆布里尼与纳夫塔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作家的重点显然不是表现战争，而是战前欧洲的精神现象。这一精神现象反映在塞塔姆布里尼与纳夫塔的争论中，植根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自那以后，欧洲的主流精神就是人文主义，雅典的理性战胜了耶路撒冷的信仰。另一方面，人是目的这一现代文明的标志自始就伴随着意义危机，因为理性无法解决价值问题，它必然导致人的无意义感，促使人去寻求更高的存在。

托马斯·曼不是第一个表现启蒙与启示、理性与浪漫相冲突的人，却是第一个试图诊断这种分裂的作家，那就是在生活的日常性之外，人类是否还需要无功利的形而上战栗？隔着时间的距离，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回应了托马斯·曼，他写道：

我们仍在与《魔山》中的角色打交道，与理性的塞塔姆布里尼打交道，但有时又怀疑他的浅薄。我们并不怎么喜欢邪恶的纳夫塔，却又不时为他对世界的非凡洞察感到震撼。

某一天傍晚，汉斯在疗养院阳台上回忆这两位导师的话，仿佛听到两支军队短兵相接的刀枪声：“一支军队是耶路撒冷的，另一支军队是巴比伦的。”按照列奥·斯特劳斯的说法，就是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冲突，两者之间的紧张才是西方文化的活力所在，每当失去平衡，西方文化就会出现危机。

欧洲的精神就在于这种分裂，正如扎加耶夫斯基所言，只有纳夫塔的激情，我们会变得疯狂，只有塞塔姆布里尼的理性，我们又会变得厌倦。也许扎加耶夫斯基说得对：

在我们的时代，启蒙价值已经在公共领域取得了胜利，但在私人生活中，我们却将自己交给了浪漫主义的永不满足。每当公共与社会的问题处于危险时，我们都会赞同理性主义，但在家里，在私下里，我们却无休无止地追求绝对，不满足于我们在公共领域所赞成的决定。

看来区分公私领域的思维是重要的，这就是托马斯·曼后来一生的选择。在文学领域，他继续探索人类激情的奥秘，而在政治领域，他坚持民主价值，反对纳粹德国的疯狂，最终被迫远走异国他乡。但是，托马斯·曼指出的分裂依然困扰着当代欧洲，塞塔姆布里尼与纳夫塔还在“魔山”上高声争论，各执一词，势不两立，比如理性与信仰、绝对与相对、进步与保守，以及战争与和平。

□景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