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故宫考古”，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那就是在紫禁城里的考古吧。但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告诉你，故宫考古不止于这72万平方米，甚至也不是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而是更广阔的世界。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以世界视野，不断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关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研究动态，走出国门、跨越国界，来审视自身并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走出去”考古开启了中国考古国际化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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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峰说：“故宫考古的基本宗旨是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发展与特点的宏观课题下，致力于与宫廷相关遗存的考古学研究，利用故宫自身优势，开展古陶瓷、玉器、铜器、建筑、美术、宗教等方面的考古研究。”

印度考古是故宫“走出去”考古的先导，开创了中国人参与印度考古的先河。

2014年，故宫博物院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开展帕特南和奎隆港口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等工作；并根据对中国宋明时期文献的梳理，以寻找较为明确的海上丝绸之路遗迹为目标，对喀拉拉邦沿海主要城市的考古遗存进行全面调查。

徐海峰介绍，帕特南遗址位于喀拉拉邦柯钦市帕拉沃尔镇西北，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时代集中于16至20世纪，即明万历时期至清朝末期。出土物以青花、白瓷及釉上彩瓷品种为主，产地为江西、福建、广东三地，以福建德化窑、漳州窑产品为最多，“反映出这一时期是以中国瓷器商品为主的一个贸易高峰期”。该遗址的发现，为深入认识柯钦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奎隆港口遗址则发现了大批来自中国9世纪以后的瓷器及铜钱，证实了中印间商贸路线经由西南印度的史实，为研究宋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环印度洋贸易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遗址出土的地中海及伊斯兰等地区的文物，证明其可能是中国与西亚、欧洲、东非等地区间海上交通线的重要节点。

徐海峰说：“（此次考古）一方面有助于了解西南印度的文化遗存和中国文物分布状况，结合中国丰富的文献资源优势，进一步明确了学术方向与目标，同时发挥中国科技考古的优势，有效推进了当地田野考古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深度的参与和广泛交流，切实增进互信和理解，达成诸多共识，为今后的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走出去考古可贵的收获之一。”

印度之行后，2017年，经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介绍，故宫博物院与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古物与博物馆部建立联系；2019年正式签署“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与拉斯海马酋长国古物与博物馆部三方协议”；同年，联合考古队对祖尔法遗址区内的阿尔努杜德和阿尔马塔夫遗址，进行两次考古发掘。

考古学者在阿尔马塔夫遗址采集到大量中国陶瓷标本，经科技检测和数据分析，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中国陶瓷器输入该地区的时间为元代至明早期、明中晚期至清早期两个大的阶段；二是采集到了明早期龙泉官样青瓷和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青花瓷，这是明朝官方与该地区交往的珍贵实物证据。

徐海峰说，在拉斯海马祖尔法遗址区开展的考古工作，运用中国田野考古理念、方法及先进的科技考古手段，以中国外销瓷的类型学分析建立较为可靠的遗址年代序列，为后续较大面积的发掘提供参照，揭示我国古代陶瓷贸易对波斯湾地区的影响。

2019年4月至5月，故宫博物院应肯尼亚基西大学的邀请，对肯尼亚东部沿海17处斯瓦希里文化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并对拉穆博物馆收藏的陶瓷器标本进行了初步整理。斯瓦希里文化是东非沿海地带以海外贸易为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是融合非洲本土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及中国文化的多元文化集合体。

2019年，应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邀请，故宫博物院及多家国内考古文博单位，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费尔干纳盆地奥什地区的遗产地点进行实地踏查。不同时期城市与人口迁移的迹象，反映了交通线路的变迁，为我们探讨及研究丝路沿线城市分布规律提供了借鉴。

这些年来，故宫的考古学者还与德国考古研究院合作参与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的考古测绘工作，深入了解了西方考古理念与测绘方法，加深对希腊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与西北大学合作参与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墓地的发掘，展现了中国考古工作者的田野考古水平和研究实力。

徐海峰回顾了故宫博物院走出去考古的历程，从最初的建立联络和接洽关系，到不断增进互信，建立良好的、可持续的合作与沟通机制；从有限地开展考古调查，以西方考古方法主导的工作模式，直至近年来形成区域系统调查、运用中国田野考古的方法理念自主承担工作的局面，“来之不易，经验可鉴”。

徐海峰认为，考古成果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中国考古界新时期以来国际交流的空前活跃；另一方面得益于故宫博物院搭建的开放、交流、合作、共享的学术平台，使“走出去”考古成为故宫博物院学术拓新、对外交往、文化传播等的重要方式。

除了考古“走出去”，文物展览一直是故宫博物院“走出去”的传统项目，是境外观众了解中华民族灿烂悠久历史文化的最佳方式之一。近10年来，故宫博物院引进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地区的18个文物展览，先后组织赴外及港澳台地区文物展览46次，参与境外合作机构及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组织的文物展览15次。

“在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视野下，我们进一步阐释中华独特的文明成果对世界不同文明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更进一步增强‘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能力，从而不断加深不同文化人群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徐海峰说，“通过‘走出去’，放眼世界，体察理解不同的文明，以‘他者’的视角，也更有助于反观我们自身的文明，从而以更加平等、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理解与建构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