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北京王府井附近一家百货商场的电梯旁，一个戴着小红帽、绑着麻花辫的笑脸娃娃正孤零零地躺在地上。没多久，一个路过的年轻人发现了它，站在原地等了半天，见没人认领，就把它带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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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是达达乐队的主唱彭坦，他把娃娃挂在书包上，去哪儿都背着，朋友说他：“你可真行，天天背个娃娃干什么？”达达乐队的首张专辑《天使》推出，娃娃成了封面，拍MV时，娃娃也出镜了，可等MV拍完，娃娃就被弄丢了。“娃娃丢了，我还在片场发了火，特别生气，那时我还很幼稚，跟小孩一样。”彭坦说。
曾有乐迷感慨，不管彭坦多大，变成什么样子，当“我急促地甚至奔跑起来”的旋律响起，青春滤镜下的少年便开始了奔跑。记忆中的彭坦，永远都是少年模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彭坦比很多同时代的摇滚歌手都要幸运，他五官清秀，自带一种干净的稚气，那是一张通俗意义上偶像派的脸，虽然他一度反感这类标签，且因为外形优势，被彼时的摇滚圈自动划到“小偶像”的阵营，不招同行待见。
然而，即便彭坦淡出公众视野，抑或是蓄起胡须，把自己刻意往颓里打扮，但只要他站在台上，开口歌唱，总能迅速撩拨起人们的心弦。那是一种名为“青春”的怀旧情愫、一种通过“雨水”“潮湿”“松软”等数个词汇便能哼出《南方》的年少记忆。
达达乐队的名字是彭坦起的，他觉得“达达”挺响亮，简单又好记，“拿起喷漆罐在墙上滋滋几下，喷出‘达达’两个大字，感觉帅极了”。乐队在武汉做完专辑demo（小样），很快被华纳唱片高层挖掘。几个大男孩背着吉他，离开武汉，带上一纸合约来到北京，成为中国内地第一支，同时也是唯一一支签约全球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摇滚乐队。
彼时的北京正值冬日，十分萧瑟，乐队成员举目无亲，四顾茫然，每天的活动半径无非是租住的宿舍、唱片公司和录音棚，他们谁也不认识，只跟公司的同事打交道。千禧年如约而至，彭坦满怀野心和憧憬，想象接下来的美好生活：“等攒够了钱就可以录制下一张专辑，我们会去全国各地Live House巡演。
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要冲出去了！”《天使》一经推出，大受好评，不到一年的时间，销量突破20万张。达达乐队火了，一片赞誉声中，不乏鄙夷和质疑声，彭坦年轻气盛，铆足了劲想要证明自己。三年之后，达达乐队再度推出第二张专辑《黄金时代》，可专辑问世伊始，却没激起什么水花。
“我一直憋着一口气，想证明我们做的不是大家口中所谓的肤浅流行摇滚乐，特别想通过第二张专辑证明自己，可一看到这种局面，一下子就蔫了。当时的唱片行业也有一种兵败如山倒的感觉，各个部门都在遣散员工，演出活动几乎没有了，行业内每个人都是低气压，挺无力的。”没多久，达达乐队宣布解散。
若干年后，《南方》、Song F广为流传，人们开始回过头，意识到专辑《黄金时代》的珍贵，而此时，达达乐队已经解散很久了。“挺遗憾的，正好跟大众认知有一个时间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决定重组乐队，时隔20多年，推出第三张专辑Hello!”彭坦说。
图为达达乐队。这支由彭坦担任主唱的摇滚乐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我到底把哪一面藏起来了？”
虽是年少成名，可当忆起往事，彭坦却几乎没有春风得意的感觉，甚至经常处在一种垂头丧气的情绪里，“那时我总觉得面对大众、面对舆论，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他们眼中的不是真正的我，（我）总在怀疑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有意义”。
彼时的摇滚圈，崇尚的是粗糙与叛逆。彭坦感慨：“那个年代，摇滚圈是有鄙视链的，像我这种，人家看一眼，直接就给我划拉到另外的阵营里头去了。说实话，当时我身上确实有点小明星的感觉，普通话说不好，接受采访都是港台腔，整个人非常别扭，确实招人烦。”
彼时的华纳唱片，有意借助彭坦的外形，将乐队包装成偶像团体，彭坦却总想跟他们拧着来，“他们那时老说我，小彭啊，你是在学朴树吗？你得积极、阳光一点啊，别一天到晚在那儿装颓”。
公司给彭坦安排的宣传照，自然是怎么偶像怎么来，彭坦不想配合：“我特想弄得脏一点，第二张专辑的封面，我参与设计了，我做的封面全是那种大噪点、大颗粒，人脸都看不清，看起来脏兮兮，跟地下乐队似的。公司看完直接就给否了，我也拗不过，最后只好放弃。”
否掉的专辑封面，被彭坦带回了家，一直珍藏着。等到2013年的专辑《迁徙》，他仍在坚持，蓄起胡子，遮住半张脸，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要用我全身的力量告别傻白甜。”“我好像有舞台人格，在舞台上总是一副忘乎所以的开心模样，等从舞台回归生活，就又陷入纠结，纠结这样的形象会不会过于肤浅。
难道生活里那么多的晦暗和不愉快，全都看不见吗？非要把这些隐藏起来吗？我好像一直没法过那种真正的明星艺人式的生活，也很少回看自己舞台上的表演，觉得难为情。”彭坦常会陷入自我怀疑，这种自我怀疑，一方面推着他往更深处探索，另一方面也让他没法彻底沉浸其中。
有时站在台上，看台下不同人群的反应，有人忘我跳舞，有人跟着挥手，有人低头玩手机，有人则冷漠地站在远处，彭坦便会产生一丝抽离。创作时，彭坦总是会把那些过于强烈的情绪、过于极端的表达，一点点打磨掉，与此同时，他心里十分清楚地知道，艺术很大程度上就诞生在这种极端中，抑或说是某种自负中。
“创作者的自我笃定和毫不怀疑太重要了，我对他们的这种毫不怀疑，真是既羡慕又怀疑。”豆瓣上有很多关于摇滚乐手的帖子，涉及彭坦的，常是“快乐”“温暖”“真诚”之类的词汇。
彭坦对此十分困惑：“你说，我是不是太无聊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是完全光滑的呢？我老反思我到底是把哪一面给藏起来了。我欣赏那种个性分明的人，也希望自己呈现出这一面。我当然也有dark side，也不是一个迷失在花花世界中快乐不自知的人，不知道大家在我的歌里感受到没有？”
彭坦喜欢王小波，《黄金时代》的专辑名称亦源自王小波那本家喻户晓的小说。彭坦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懒惰的表达者，做着无穷无尽、虚伪的表演，刻意逃避复杂的情绪。
其实在早期歌曲中，彭坦便尝试了诸多反叛的表达——《节日快乐》一度被认为是一首没心没肺、无比快乐的口水歌，实际上，彭坦在歌中加了很多反讽，“你面带微笑，与周遭景色处处融为一体，身陷这种谁也无法控制的顽皮”；到了《黄金时代》，情绪就更低沉了，他写道：“没有人去在乎这背后那些迷惘的，你说我们的生活，这残酷但伟大的，不知道因为害怕些什么，或是觉得它不够真诚的。”
然而事实就是，那个曾有着好多奢望，想吃，想爱，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忽明忽暗的云的少年彭坦，那个曾天真地以为自己会一直生猛下去，什么都捶不了自己的摇滚歌手，唱着唱着，乐队解散了，自己也蔫了。乐队解散之后，有人继续做音乐，有人则彻底退了圈。
彭坦也萌生了转行的想法，他想做图书快递员：“每次有书快递到我家门口，对我说‘先生您好，这是您买的书’，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当时北京有一个找工作的报纸，叫《手递手》，我在报纸中缝上，看到一则招聘快递员的广告，心想以后没工作了，我就去送书。”彭坦颓了几年，最终还是没能舍弃音乐。
此后的一个夏天，他推出个人专辑《少年故事》，在歌曲《孔雀》中，他唱道：“昨天的味道已经散去，悄悄蒙上一层灰尘，看不出挣扎的痕迹，都是暧昧的，都是陌生的。”在此之后，彭坦和常春晓相恋，步入婚姻，成为父亲。
谈及女儿，他声音里都洋溢着快乐，坦言自己是“女儿奴”：“一开始我还想，这样不行吧，一点老父亲的威严都没有，天天被欺负，后来发现这是我和我妻子、女儿三个人之间相互磨合出来的相处模式。”彭坦和妻子的相处，也是类似的状态，“吵架完全不是对手，想怼她前奏的时候，她已经到副歌了”。
或许是组建家庭的原因，这些年彭坦变得越发松弛。他很少愤怒，对于反感的标签，亦不急着反驳：“可能我之前太顺了，因此常感到受挫，现在我不再用自己的标准，苛求一切都像想象中那般妥帖，实际上，我已经得到足够多了，应该学着满足。”
彭坦与妻子常春晓。
是谁的青春期如此漫长？
彭坦出生在湖北省宣恩县，父母均是来自武汉的知青，年轻时支援新疆，之后从新疆来到湖北宣恩，后又调回武汉。彭坦在宣恩长到10岁，举家迁往武汉那天，他一直在哭，卡车在清晨出发，很多要好的小伙伴都没来得及告别，他哭着哭着，就在摇晃的车上睡着了。
“那是我儿时印象中极为深刻的一次委屈，小孩嘛，没有大城市的概念，就觉得宣恩才是家乡，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离开这么快乐的地方。童年自此变得割裂，很多东西都变了，我父母说我小时候特别开朗，结果一到武汉，不听话了，开始叛逆。”
宣恩县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风景秀丽，境内河网密布，有很多条小溪。彭坦儿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去溪边戏水，在树林里钻来钻去，“那时候物质匮乏，没什么玩具，我记得我爸给我做过风筝，还有木头小手枪，除此之外就是四处乱跑，每天跟大自然玩”。
彭坦的母亲是兵团中的文艺积极分子，经常在农忙时组织文艺会演，父亲则担任电影放映员，像电影《一秒钟》里那样，拉着放映机四处放电影。成年之后，彭坦曾与父母一同回到新疆，在石河子博物馆里，他看到父亲的老照片，“我爸坐在人力木板车上，车上摆着电影放映机，看上去还挺帅”。
父母很早就发现彭坦可以在一个地方安静地画画，便送他去学画。按这条轨迹发展，彭坦大概会成为一个画家。转变发生在彭坦15岁那年，那年他读初二，上午学校开完运动会，中午在回家途中，他走进一家音像店，买了一张崔健的《解决》，“我拿回家听完，整个人就不行了，好像被什么东西一下子击中似的，变得很躁动，就觉得我必须立刻马上找个吉他弹起来”。
彭坦的哥哥在家中挂了一把红棉牌的吉他，彭坦赶忙拿下来，撩拨几下，想着必须赶紧学会弹吉他。后来，他在距家中不远的电线杆上，发现一则教吉他的小广告，便和同学一起报了名，“我记得吉他老师姓刘，喜欢强调基础，我就有点按捺不住啊，想赶紧学那种特别帅的solo，弹大失真，大概上了三节基础课吧，等我学会弹《桑塔露琪亚》，就跟同学一块跑了”。
此前，彭坦偶尔会听一些港台流行歌曲，可从那天起，他完全沦陷在对摇滚乐的狂热之中：“崔健对我的影响太深了，而且这种影响是持续的，他会提醒我因何出发，当下处在什么样的位置，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音乐、对待人生。”
彭坦把崔健的《一块红布》的谱子扒下来，弹了一遍，便开始尝试写歌，与此同时，他开始马不停蹄策划演出，“其实有的和弦弹得都不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抱着双卡录音机就去街边演出，一边放卡带，一边弹吉他，有路人朝我们扔钱，我就跟他们说，不要钱，我这是义务文艺会演。
当时我特别中二，就觉得自己行了，非常鲁莽地就开始了四处演出。有时现场十分混乱，设备也不行，但台下观众的反应很热烈，一直欢呼，我便隐隐感觉，自己或许有能力制造一些混乱”。就这样，彭坦一路唱到了北京，结识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亲历了很多超棒的音乐现场，“挺幸运的，像窦唯、脑浊的现场已经无法再现了，可当时在Live House里，我全都看过”。
在此期间，彭坦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用电影《一代宗师》中那句经典台词来形容，这是一段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过程，“曾经那个巨大的ego膨胀出来的巨型泡沫，被一点点戳破了”。
2018 年，达达乐队成员在武汉重聚，他们决定重组。
有点缺憾未尝不可
刚到北京那几年，彭坦不太会照顾自己，经常生病。录制歌曲《等待》时，他白天录完器乐，晚上回到家睡不着，就去工体附近一家24小时营业的永和豆浆写歌词，一直写到天亮，写完回家眯一会儿，直接就进录音棚录歌。
因为重感冒，彭坦鼻音变得很重，嗓音和之前都不一样了，给专辑做后期时，缩混师直犯迷糊，“怎么是这种嗓音？都不像你了”。彭坦一度想重新录唱，后来又觉得这声音有种别样的味道，最终仍选用这一版本。
彭坦挺喜欢这种状态，他时常觉得现在的音乐制作过于光滑，有点缺憾未尝不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达达乐队亦充满了缺憾，处在一种未完待续的状态中。2018年，达达乐队成员重聚在武汉，在排练室里唱起昔日老歌，内心无比唏嘘，他们决定重组。
2019年，仙人掌音乐节上，达达乐队登上舞台，彭坦对台下的观众说：“大家好，我们是达达乐队，我们是一支20年前来自武汉的乐队。”“登台那天我特别激动，甚至有点失控，差点控制不住情绪。乐队重组后，我们又重新经历了一遍所谓的‘蜜月期’，我们约定好，要在一个完全轻松、享受音乐的状态下做一张新专辑，不给彼此太多压力。”
曾经活力无限的四个少年，如今早已年过不惑，接连组建家庭。乐队重组后，最为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身体不再“扛造”，必须得合理分配精力才行，其次就是平衡工作和家庭，“如果今天谁要接孩子放学，那排练就得早点收工，我们没法再像年轻时那么肆无忌惮了”。
几年前，彭坦在一部法国纪录片中看到一群人在深圳水世界冲浪的画面，顿觉十分震撼，当即决定把它画下来。他从2020年年底起稿，一共四张，画到画室拆迁，搁置了半年，之后再次拾起，画到2022年的夏天，吉他手吴涛突然提议用第四张画当Hello!的封面。
彭坦索性停了笔，他说：“这相当于给了我一个台阶，不用再画了，其实前三张都画完了，只剩第四张没上完色。我总感觉那种特别完美的作品，看久了容易疲惫，未完成的状态，再来一点即兴的感觉，挺难得的。”专辑封面中，密密麻麻的人群拥挤在一方水池里，等待下一波人工浪潮来袭。
彭坦说：“我曾以为每个人都很雷同，一天就能画六到八个人，可等真正开始画了之后，才发现每个人都是参差多态的，没法用一种流水线的方式，复制下一个人物的神态。在这么拥挤、这么嘈杂、这么同质化的状态下，每个人仍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感受也是不尽相同的。
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妙，甚至可以和现实生活形成某种互文。”彭坦自认是一个善良的人，可有时不合时宜的善良，常令他感到软弱，他时常提醒自己，再勇敢一点：“我很少语出惊人，经常把两股极端的情绪，模糊在一个中间地带，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系。”
在新专辑《花世》中，彭坦写道：“一张画，一首歌，一个无聊的人；一整天，一件事，一个自卑的人。”不过，对于这些，彭坦早已不再强求，他说：“到了这个年纪，我已经意识到很多事情是能力范围之外的，我知道我的生活，早已进入了一种特别标准化的normal life，可即便是这种状态，也是十分难得的，也要花费很大一番力气。
我已经没什么野心和奢望了，非要说的话，就希望自己能再勇敢一点，别太在意别人的目光，不要介意与外界的冲突，我总觉得如果能这样，似乎还是能拥有一些可能性。”
新专辑Hello!发售当天，一位乐迷朋友率先拿到了实体专辑，在乐队微信群里，发了一段开箱直播——把专辑外包装一点点撕开，拿出唱片，反复摩挲，自言自语着：“你们看呀，这是达达乐队的新专辑，银色的封面多漂亮啊。欸，这个小鸭子怎么是倒着的？好可爱。”
视频另一端的彭坦，早已泪流满面：“其实在专辑制作时，我早已看了不下千百遍，可看到歌迷做这样的视频，仍感觉特别激动，鼻子就开始发酸，哗一下就哭了，哎，我一个大老爷们，总是说哭就哭。”
